在住建部和环保部联合发布的全国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上，截至2018年1月30日，全国要求在2017年消除的黑臭水中，显示“尚在治理中”的有789个，“方案制定中”的有190个，未完成率接近一半。
“三十年污染，国外花六十年治理，国内只花一两年治理，这不合理，不现实，也不太可能。”
“控源截污”和“内源治理”是选择其他技术类型的基础与前提，但这八个字背后却是硬骨头。
第一次见到小龙河，史殿硕不太相信这是在北京。
一条简陋的白色污水管穿越护栏，歪歪扭扭延伸到河水深处，浑浊的污水不断从水下翻涌上来。不远处的堤坝被层层垃圾占据，散发着恶臭，野草和浮萍在垃圾和污水夹缝中肆意生长……
小龙河是北京丰台凉水河的支流，名字虽诗意，但在住建部和环保部联合发布的全国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上，和全国其他2098处塘、湖、河一起被列为黑臭水体。
住建部和环保部联合发布的全国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 可监督和查询处理进展
作为长期关注河流的环保组织绿唐的理事长，2017年9月，史殿硕又去了小龙河，他发现水变清了，臭味也没有了。
小龙河从黑臭水体的名单上“销号”了。但全国的黑臭水治理状况却不容乐观：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在监管平台上，截至2018年1月30日，全国要求在2017年消除的黑臭水中，显示“尚在治理中”的有789个，“方案制定中”的有190个，未完成率接近一半。
2017年过去了，“大气十条”的第一阶段目标顺利完成，黑臭水体成绩单却是一片红。
“水十条”提出，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应在2017年底前基本消除建成区黑臭水体，完成率达到90%。总体来看，监管平台显示，这些城市里有222条应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体显示“治理中”或“方案制定”，未完成比例超过1/3。
这是一张参差不齐的成绩单。西宁、成都、昆明、合肥、乌鲁木齐、沈阳、杭州已在2017年底完成所有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率先拿到满分;长春只完成了8%，这也被中央环保督察组察觉。2017年年底，向吉林省反馈的督察情况中就提到了“长春市建成区内有75处黑臭水体，截至督察时尚无一处完成整治”。
黑臭水体若要销号，需要同时满足硬指标和软指标：不仅4项水质指标达到要求，还需要完成公众满意度超过90%、且有效数量超过100份的调查问卷。
黑不黑、臭不臭，民众感触最深。不只是小龙河，大柳树沟、大羊坊沟……几乎走遍了北京城大小黑臭水的史殿硕觉得，“设定强制目标还挺管用的”。这一年来，他发现北京的黑臭水体正在变少。
不过，监管平台中的数据与地方政府的通报略有差异。
综合“水十条”的几项考核要求，按照地方完成治理、中央核查通过并销号的标准，监管平台的数据显示全部达到要求的，只有浙江、贵州、青海、新疆、山东、四川、湖北、甘肃以及福建9个省区。
2018年1月29日，北京市水务局一位处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北京市建成区内的57条均已完成治理，相关结果和工程验收报告已报给住建部，等待核查。而系统显示的61条，是因为包含了各区重复报送的4条界河。
广州、上海、福州等城市均有类似情况，虽然系统中还有“治理中”的水体，地方政府已经通报实现了“2017年底本市基本消除黑臭水体”的工作目标。
“很多是没找对路子”
乍看之下，这张治理黑臭水的成绩单似乎并不符合逻辑。
监管平台中的消除率上，海南和吉林成为“难兄难弟”。
“很多是没找对路子。”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卢少勇曾为海南的城市治理黑臭水提供决策参考，他认为，其背后实际上是各省相差甚远的治水条件。黑臭水体成因复杂，需要针对各地、各河个案具体分析。
据监管平台数据显示，海口市21条水体仅有两条完成治理
比如海南虽然自然条件较好，但近海是影响黑臭水的因素之一。“由于靠海地基软，地下管网漏损严重，海水形成倒灌，会带来城市水体盐度和碎屑垃圾的增加，在后期恢复水体生物多样性的生物处理系统中，高盐度会破坏微生物的细胞膜和菌体酶，影响治理效果。”卢少勇说。
长春则是工业化和雨污合流日积月累造成的底子差。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一位工程师透露，贯穿长春南北的伊通河水体污染严重，其中段已是劣V类水质，大量有机污染物在超百万立方米的河道淤泥内沉积。
监管平台上显示的未完成黑臭治理的水体定位也证实了这一点，长春市逾期未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中，37条位于南关区，伊通河的南半段大多在辖区内。督察组的报告也称：长春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每天12.6万吨生活污水直排伊通河;全市19个省级以上开发区仍有7个未配套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每天约3万吨污水排入伊通河、饮马河。
同属一线城市，都举办过大型国际赛事，北京、上海的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已全部完工，监管平台的显示中，深圳却将45处黑臭水体中的16处治理步伐“拖慢”到2018年甚至2020年完成。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能源与环境学部教授张锡辉认为，“由于奥运会前大量基础设施资金的运动式推入，北京铺设了完善的管网，具备当时创新的雨水再利用手段，污水处理覆盖率更具优势，现在还使用了更发达的膜技术。”
至于深圳，以原属特区外的宝安区为例，特区外原本是算作农村，没有配市政管网。近几十年招商发展工业，城中村、工业园区早就建成了，乱挖管道乱排放的情况大量存在，大运会改造的也只是深圳湾河等特区内。“截污跟管网的完善程度有关系，等发现河流污染的时候，城中村、工业园区早就建成了，特区内外一体化，人口密度这么大，改造难度可以想象。”张锡辉说。
同为长三角的浙江和安徽，浙江被认定的6条黑臭水体已全部消除，安徽则有153条黑臭水体尚未销号。一位安徽住建系统的人士回应，数目多与当初排查“家底”仔细不无关系。在上报的黑臭水体中，安徽省的数目为全国第二。
安徽显然也在加大力度治理，2017年9月，因“水十条”考核不合格，宿州被环保厅流域环评限批。
成绩单上的优等生是浙江，这归功于启动早。浙江在2014年就把“五水共治”纳入浙江当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坚决消灭垃圾河，铁腕整治黑河、臭河，同时进行了污水厂提标改造。
苏州硕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陈徴就是被浙江省引入的第三方治理工程师，“水利、环保的官员都不坐办公室，每天下去跑，有足够时间排查每一个排污口，每个排污口进行编码，只要出污水就要追责，追溯到上游。”陈徴回忆。
浙江还是全国最早推行民间河长制的地方。每天有成千上万名民间河长在巡河，河长制也给了浙江最有效的公众监督。2017年7月，浙江河长制作为国内首个省级地方性法规正式出台。
三十年污染，花一两年治理?
过去一年可能是陈徴从业以来最忙的一段时间，手上最多有四个项目同时进行。
黑臭水体治理属于民生工程，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代开始的上海苏州河治理。类似浙江先行治理的情况也不多见，大多地方的黑臭水体治理都在“水十条”颁布后启动。
“中央政府要求三五年完成，省级要求两三年，再往下分配，基本只剩一年时间。”一位业内人士觉得这样突击治理太急了，“三十年污染，国外花六十年治理，国内只花一两年治理，这不合理，不现实，也不太可能。”
事实上，最初的黑臭水体数量由各省市筛查，报给住建部、环保部，再由其航拍卫星照片补漏，最终确定的全国两千多条黑臭水体，除国家硬性要求外，大多为地方自己制定的治理时间表。
“为了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效，一些地方层层制定了黑臭限期治理时间表，并不现实。”环保部一位专家坦言，对治理污水的能力预估过高，这是导致病急乱投医的根源所在。
时间表背后，则是治水公司们“抢钱的狂欢”。
“不管技术好坏，哪怕再分包出去，只要能拿到项目就行。”一位治水公司高管对南方周末记者形容，“甚至工业水、卖水泥、搞建筑的公司都来接单。”
好公司不够用，最紧张的时期，不要说“一河一策”，“十河一策”都有可能，一个设计师要在两周时间内汇报七八条河的治理方案，没有时间充分调研每个水体的黑臭成因，另一位曾任职上海环保系统的人士透露。
陈徴公司就常接到来自其他承接黑臭水项目公司的委托订单，2017年最后两个月，光是为这些公司做的方案就有十份。
紧张的工期之下，市场被搅乱。也出现了心机重重的讨价还价，上述高管对南方周末记者举例：为提高中标率，一些公司声称可治理到III类水质，报价150万并签订分阶段付款协议：达到V类水可拿80%款项，达到IV、III类水再分别拿到余下两个10%的款项。如此一来，到结算时，一个治理能力只能达到V类水的公司，就可以拿到80%，也就是120万元，比直接报价100万的V类水治理收益还多。
大部分公司优势单一。而治理黑臭水体需要复合专业背景，不仅要有市政污水处理的经验还要有水利和生态的知识。
卢少勇观察到，一些没有治水经验的设计院，或是不知名的小公司也参与其中，中标后如果偷工减料，难免影响治理效果。
为了应付政府检查，撒药剂清淤是急就章。一些絮凝剂含有硫酸铜，絮凝剂等药剂倒进去，水很快就清澈了，但铜离子和絮凝剂中的其他化学物质会影响水生生物生存，破坏水生态，水体仍然没有自净能力，一段时间后水体又会浑浊或黑臭。西交利物浦大学环境科学系张一新博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用高压水枪或泵清淤也是常用手段。“只做清淤会扰乱河底稳定性，第二年雨水将城区垃圾冲入河中，水更脏了。”张锡辉说。
为了赶工期，有的地方政府还逼迫治理方本末倒置，先把坡岸的植物种好，容易出效果的景观面子工程先做起来。
前期治理方法错误，后期还要将腐蚀性药剂打捞起来，陈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样会使修复成本增加一倍。另一位业内专家称，“类似欺上瞒下的局面在一些地方非常严重，让钱打了水漂。”
截污维护，难啃的硬骨头
黑臭水体怎么治，《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明确指出了基本技术路线：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循环、清水补给。
这其中，“控源截污”和“内源治理”是选择其他技术类型的基础与前提，但这八个字背后却是硬骨头。
“黑臭水不像大气污染治理，不能靠攻坚。北京、上海还能拿钱换水，中西部更多地方投入更少。”曾在上海市环保系统任职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与大气污染相比，水污染的治理更加复杂，花的钱也更多。
对上海而言，最大的困难来源于对占用河道的房屋进行改造甚至拆迁，“按照上海的房价最少五万元/平米补贴，光拆迁一栋居民楼可能就耗费上亿巨资。”
截污牵一发而动全身，“拆不起”是很多城市面临的现实难题，上海也并非所有区都能拿出足够的钱，在欠发达地区拆起来更难。
2017年7月26日，广州举行河涌违建专项整治现场观摩会，联合工作人员对违章建筑进行拆除。陈志刚 | 南方都市报 | 视觉中国
拆迁之难，陈徴深有体会。2016年10月，苏州昆山区一处村落水系启动黑臭治理，沿岸是密密麻麻的村民自建房，需要找地方安置污水预处理设备，陈徴决定从河中填一块地。
泥土固化需要时间，等到第五天准备动工时，他们发现填的地被村民种满了菜。“这是污水处理设备用地。”陈徴向村民解释。“这是我们家的地。”村民坚持。无奈之下，陈徴自掏腰包，给了村民500元压苗费，又花1000块钱把那块地买下来。
虽然全国启动了“河长制”，但治水公司很难直接去找市长。陈徴就曾遇到一个项目，水利局积极推动，牵扯占地和截污纳管做基建，该局没有权限。“我们找不到其他单位协调，只能一家一家部门去找，环保公司自己去沟通太难了。”
“如果能在项目开始就有牵头单位协调大家的需求，进展会快得多。”陈徴感叹。据羊城晚报报道，广州在2017年年底也已完成35条臭河涌整治主体工程。在流溪生态保护中心成员陆志坚看来，“高半级”的广州市治水办作用很大，可以协调统筹各个部门。
“今天治理好，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更让陈徴痛心的是，曾有治理好的河流在一夜之间被工厂排放的污水染黑，也有村里应付政府检查自行捞垃圾搅混了河水，又撒了大量生石灰，还有村民嫌统一污水管太细容易堵马桶，一把敲掉了自己再建直排管。
“有的黑臭水治理结束，我们不敢撤。”眼下，陈徴他们正准备跟当地政府签订长期维护协议。与大江大河不同，黑臭水是百姓家门口的水，不可控因素太多。
史殿硕还会继续走访黑臭水体。“是不是完成治理就意味着水体变清?”前段时间，他从石家庄问到的答案是不一定。
这也正是黑臭水的主管部门担心的。北京市水务局的一位处长坦言，北京水少人多污染多，虽然已经完成了建成区黑臭水体的治理工程，但雨污合流造成的汛期污水溢流入河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黑臭水如何真的变清不反弹，不继续恶化，“2018年的任务一定很重”。
民间的参与被寄予厚望。陆志坚的手机里时不时蹦出广州民间河长群的消息，“一百多人的群，几乎每天都有人在举报污染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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